点滴生活

这几日开始重读王小波的作品，打算从《沉默的大多数》到《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革命时期的爱情》，然后把王小波全集剩下的文章都读一遍。前面这四本书是我在大学的时候读过的图书，那时候大一宿舍有一位江苏的舍友，他姐姐是南京师范大学的中文系学生，极力推荐他读王小波，我受他的影响读完了这几本书。那时候读王小波，觉得很奇特，但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读懂他。虽然如此，我相信王小波对我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是不知不觉中的影响，那时候中文互联网还很自由，我们都还可以使用谷歌的手气不错，那时候真的是中国互联网的黄金时代。 这次我放弃那种囫囵吞枣、一目十行的阅读方法，而是细致阅读，特别是阅读《沉默的大多数》的时候。这两天读到《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里面关于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情，王小波真是太睿智了，这段话至今依然令人惊叹： “我也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什么是知识分子最害怕的事？而且我也有答案，自以为经得起全球知识分子的质疑，那就是：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利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 “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活着呢，还是死去，这是问题。但知识分子赶上这么个年代，死活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倒霉的年头儿何时过去。假如能赶上这年头过去，就活着；赶不上了就犯不着再拖下去。 “老舍先生自杀的年代，我已经懂事了，认识不少知识分子。虽然我当时是个孩子，但嘴很严，所以也是他们谈话的对象。就我所知，他们最关心的正是赶得上赶不上的问题。在那年头死掉的知识分子，只要不是被杀，准是觉得赶不上好年头了。而活下来的准觉得自己还能赶上——当然，被改造好了、不再是知识分子的人不在此列。因此我对自己的答案颇有信心，敢拿这事和天下人打赌，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这种不理智。”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交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交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仿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米。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北漂了十三年，刚来的时候就听说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当时的上司也办理了这个证件，我因为收入不符合没有办理下来，后来换了两三家单位，待的很久的单位没有资格办理，有资格办理的单位待的时间又不够。 最近这家公司一开始说给落户，可是一拖再拖，后来退而求其次要求办理工作居住证，可是发现公司虽然是高新企业，并且收入纳税都满足，但是却没有资格办理，原因是之前的老板为了省钱社保都只按最低工作缴纳，而这样子的后果是：北京社保局根本就不给办理工作居住证。 后来新换了boss，全公司都按照工资基数缴纳社保，三年过去之后，终于可以办理了。注：社保局目前只追溯前三年的社保和纳税记录。具体办理的要求是：必须是全日制的学学士学位，或者拥有高级职称、或者纳税额度很高，前两者还要满足一定的工资和纳税要求。具体实际就不知道如何操作，从2018年之后就没有纸本了，都是电子确认单。 现在办理速度非常快，基本上10个工作日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居住证号称北京绿卡，基本上权利和户籍差不多，对于刚参加工作的人，可以获得购房、摇号买车等权利，有小孩的人则可以办理一大一小北京医保，义务教育阶段也勉强等同于户籍人口(虽然排在这些人之后)。 我倒是觉得这是“伪绿卡”，因为它无法解决最重要的高考问题，这才是最大的利益所在。虽然如此，还是挺高兴，可以省去幼生小问题，明年也可以把小孩的社保迁到北京了。明天假期，正好带着这点高兴投入假期。我们其实期待另外一张真正的绿卡，那才是大大大头。God bless us！ 除了户籍问题之外，北京已经算是一座非常开放的城市了，雾霾问题真不是北京独有，而且我一直都说，最终北京肯定是第一个解决雾霾问题的城市，除非有大的制度变化。毕业后一直在这里工作、生活，我对北京没有太大的抱怨，我在这里挥洒青春，也收获幸福(婚姻、房产、收入)。

前言：一篇笨拙的文字，几张随拍的照片，献给二十年前相遇于此、命中注定的我们。这也是一次为了忘却的纪念。 一、梦想初会 二十年前的九月，我从三轮摩的跳下来，抬头就看见武鸣高中的校门，深红色的瓷砖镶嵌着门柱，闪闪发光的金字大招牌，这个景象和我预想中的差不多。这里就是我一直梦回牵绕的理想之地，这一个多月来我曾经无数次想象第一次看见它时的激动心情，然而此时此刻，我却似乎变得镇定和平静，我知道我还有更远的目标要去实现。 走进校门，我看见这条路直接通到一个由钢笔、毛笔和铅笔组成的雕像，雕像的下面有四个字：光明之路。我看着远处的校训，这四个字正对大门，大概是想告诉学生：进入武鸣高中之后，一直往前走就可以通向光明之路。可是什么是真正的光明之路呢？又由谁来定义光明和黑暗呢？ 二、三零六宿舍 我们的宿舍楼在校门右边教学楼旁边，那时候这栋楼只有三层，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楼梯，楼的外立面贴着和我家楼房一样的竖长条白色瓷砖，楼顶则镶嵌一排泥黄瓷砖，刚才听学长说我们这一届的男生都住在这里，一楼已经有很多人住进来。我和阿师的宿舍在三楼，我们费很大的力气把行李提到楼上，走出楼梯后向右走，经过几个宿舍后来到三零六宿舍，我想着未来三年我都将在这里生活。 三、县城见闻 开学的第二周，我和阿俊、阿师去逛街，我们沿着灵水路步行十几分钟后来到旧五海桥，桥头有几个小商贩在路边售卖邮票、信封和各类文具。我们三个人在桥上，穿过武鸣河，继续往前走来到一条大马路，这是一条分岔路，直走会经过派出所，走在街道上能闻到浓浓的煮粉味道。街道的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站在十字路口，西边是一个大型市场，柱子上写着南门菜市。 我们来到文化广场，西边是县图书馆，看起来已经很有年代，图书馆的门前有一棵开着花的大树，一直高到五层楼顶，我闻到了浓郁的清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大树，长椭圆形的绿叶上开满了花，花瓣洁白清香，看起来像是在微笑。坐在大榕树下的一位阿婆告诉我们这是一棵白兰花树。我喜欢这棵大树，更喜欢它的花香，香气扑面而来，甜润浓烈。 四、大礼堂 学校中间有一个大礼堂，位置靠近光明之路雕塑，周边是篮球场、排球场和足球场，大礼堂的外观与众不同，高高的屋顶镶嵌着一排排整齐的深红色瓦片，淡黄的墙面搭配红色的窗户格栅，这是校园内唯一的一座苏式建筑。礼堂横跨东西，两头各有一个小小的阁楼，它的内部被分成两个部分，靠近饭堂方向是全校最大的报刊阅览室，另外一边是学校音乐室，校园合唱班就是在这里练习合唱。这段时间我经常在晚读之前来这里阅读杂志，总能听到隔壁在练习《半个月亮爬上来》男女声二重唱，歌词透露着委婉的抒情，旋律充满着浪漫的风情。 五、文江塔 文江塔高四十米，是一座七层八角塔，每层有拱门圆窗和其他形状的花格窗共八个。塔基用条石浆砌，楼板以杉木构建。塔身挑檐釉瓦，彩绘浮雕。塔壁夹墙有宽一米五的螺旋梯共一百八十七级，上至塔的顶层，顶层供奉文章之神魁星塑像。 文江塔自建成以来，多次被损毁，八十年代才由县政府拨款建成。二十年代旧军阀互斗，粤军入侵县城讨伐陆荣廷，他们焚毁塔内部分设施及塔边凉亭庙宇。四十年代日军入侵邕城，从桥镇方向炮击文江塔，将顶层南面炸开一个大窟窿。大跃进期间，又有人把文江塔当作高炉来炼钢，将木柴、矿石堆放到塔内焚烧，结果钢铁没练成，塔却被损毁更严重，后来就没人再管这座破烂不堪的建筑，一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重建。 没想到这座塔历经了这么多风风雨雨，一座塔就是县城、甚至国家的近现代史，我们站在塔下抬头仰望，银灰色的塔身，黛绿色的翘檐，金色的琉璃瓦，已经退了色的天蓝色的“文江塔”三字印在塔上。 我希望这座塔一直屹立于此，它一定会继续为后来者诉说它的过去，我想它更希望自己的过去能够为后人指出一条光明的路途，只有真实地面对过去，才可能有未来。 六、劳动委员 高中最后两年，班主任不再重新选班干部，只是对个别岗位做了调整，我一直担任正劳动委员，她也一直是副劳动委员，我们在一起合作。我一直珍藏那份心意，我曾经小心翼翼地试探过她是否知道我就是那个来自火星的家伙，她似乎只是感受到我的友好，却没有猜出我的想法。我的理智也告诉我、并提醒我，这时候永远不要去捅破那层薄薄的纸片，更何况我不知道那层薄纸后面是满满的幸福还是失落的荒园，我需要这点暖暖的、稳稳的幸福，用来驱赶备考的孤独和压抑的酸楚。 七、各奔东西 我和阿俊一起去学校领录取通知书，来到校门口，我再次注视校门口的金色大招牌，这里曾经是我们的神圣之所、向往之光和梦想之地，如今这里却只留下了让我们一生忘不掉、抹不去的无畏理想、少年泪水和残血青春。 我们在校园里正好遇到了阿岗和阿师，我们一起沿着光明之路走，这三年来所有的老师都说这条路可以通向远方、通向世界、通向未来。我们都相信，我们有一条光明之路。

回家正好一周时间，今天是牛年大年初一，下午午睡起来之后，决定跑一次步，这也是我高中毕业十几年之后再次在武鸣跑步。 下楼之后沿着兴武大道往东边跑，路上行人和车辆很少，这几年县城都是如此，现在每年回老家，在县城待的时间都比较长，对这里已经非常熟悉。 原计划在中央大草坪跑圈，可是太阳赛得厉害，于是一直跑到了大绣球广场，这是一个巨大得绣球，壮族姑娘一般都会给自己心仪的小伙子送一个绣球，我想起了大学时候小熊给我送的那个小绣球。 回来的路上，拍了几张照片，这个应该是洋紫荆花，这种话在岭南非常常见。 最后回到原点，跑了5.5公里。

二十年后，带着家人重返初中时候的母校，学校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唯一没有变化的是校门和那几棵陪伴我经历了三年刻苦时光的榕树，还有建校之初就有的主教学楼。 初一那时候宿舍楼没建好，我们就住在这栋教学楼的二层，两个班的男生住一个教室，高年级学长住在校外的粮所。当年我住的宿舍楼已经不在，那时生活的记忆却非常清晰：每天早上六点半，宿舍的灯准时自动打开，紧接着广播自动播放音乐，广播里大都放八、九十年代的歌曲，偶尔会有五、六十年代的歌曲，这些歌曲很多都散发着浓浓的革命味道，当然也有很多歌颂美好新生活。喇叭挂在宿舍楼的顶层，异常响亮，成绩好或者上进的好学生一般都会马上起床，也有不少学生总希望能多睡几分钟懒觉。 这里是我梦想起飞的地方，通过二中我走出了大山，跨越大半个中国定居于北京，也许将来我会走得更远，二十年前拿到武高民族班录取通知书的场景一直深埋于我的脑海：好几日我都沉浸在欢乐之中，我感受到了和达也进入甲子园的喜悦，进入民族班就意味着只要努力，重点大学就触手可得，最终实现数学家的梦想。回到家里后，我再一次登上最高的山峰马鞍峰，七色云彩挂在天空，那天我似乎看见神马飞天，我感谢大山和山神，当时我知道自己已经插上了理想的翅膀，将展翅高飞，飞到遥远地方，实现心中的理想。 校门口的大榕树也已经长大，往昔历历在目，我们永远是二中的老三届。

结婚那一年，我们在这里种下一棵龙眼树和一棵荔枝树，专门选了独生苗，虽然它们长得很慢，但是会长得很久很高很大。 去年的时候，我们又陪女儿种下这棵桂花树，一年过后，树已比她高，今年满树结花。 看到高中同学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故乡是我心中的耶路撒冷，十年前北上求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把心埋在了故乡。虽然故乡不是我的耶路撒冷，但是无论走得多远多久、无论故乡被改造得多么面目全非，我都会一直在心中给她留有一个位置，而我也希望和爱人、新的家人分享这份感觉，所以就有了这些树。 此时我们坐在我儿时看星空的楼顶，晴朗的夜空依然异常美丽，开阔的天空可以清晰地看见银河和肉眼可见的星座。满天繁星，万籁俱寂，心如止水，这是故乡留给游子的最后一点奢华。

昨天发了帝国理工的结果图，一大早起来收到一个很red的大学同学回复 “你这是唯恐天下不乱”。不愉快的交谈后，我最后回了一句：你不想看就屏蔽。后来想了想，我给他省了个操作的麻烦。 说实话，我内心当然希望疫情赶紧结束，首先，这已经影响了个人和家庭的生活和计划；其次，偶尔翻看一些现场视频和文字的时候，我对那些无辜的患者怀有悲悯之心，也对真正一线的医护人员怀有敬意(虽然这是他们的义务或选择)。 我对帝国理工的科研人员更抱有感谢之心，上月18日他们建了一个模型，预测17日实际人数700到9000，中值估计1700，官方只有不到50，又看到“virus”只出海不出省，我就知道大事不妙，马上下单买好口罩。出门那天早上地铁几乎就我们戴口罩，火车上也只有我们一家全程戴口罩，还好坐的是一等座，人也少，所在车厢经停武汉也没有人上下车，目前还没有异样，我也不希望后面有。试想最坏的情况，如果不做防护，火车上中招并且潜伏周期长，那么春节接触的家人亲戚怎么办？！就在18日那天晚上我很隐晦的发了朋友圈，两位比较要好的大学同学马上问我要链接确认什么情况，他们也建过数学模型，知道和最终结果不会差太多，而且一个学术机构不会整天没事黑人。 生活在不透明不开放不包容的环境，要想自保只能靠自己全面地(墙内外)获取信息，并且经过多方比较和思考后做出独立判断。我同情那位同学，因为他付出越多(不管是情感还是行动)，他一定会受伤害越多。看吧，这种事情，处理方式和当年还是一样，环境不变，不管再过多少都会这样，更不要说危机到来时的众生丑态和各自魔幻现实，而我不相信他能永远“幸存者偏差”。我也能理解他，毕竟大家在个人、政府、国家的认知完全不一样，“道不同不相为谋”，更不可能是好友，那就只做通讯录的一个冷冰冰的名字吧，当然，他主动把我拉黑了也无妨。 我相信每一个正常的人都想生活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而我觉得这样的社会至少要：尊重个人优先，有充分的自由和机会、价值的多元与价值之间的相对均衡、一定程度的政治参与。

很多华人移民后都坚持学中文，我也发表点个人看法。 最基本也是大家公认的肯定是语言：听说读写，这个我觉得父母能够帮忙的也就到小学毕业。 关于中华文化，看到不少误解。 首先，中华文化有精华的部分，但也有大量糟粕（很多是因为古代知识阶层为了统治阶级对文明进行了大量修改）。 其次，掌握最基本的语言之后，应该要精心挑选体现中华文明的图书，但我认为三字经、四大名著不是第一位和必要的，还不如让小朋友中学的时候多读些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民国那一批大师们的（因为他们真的是融会中西，而且做了大量思考），高中和大学的时候读读港台地区更客观的中华史，或者剑桥的中国史。 最后，说说中华文明。绝大部分国人都没有真正深知中华文化（当然我指的是精华部分的）。 就举个儒学为例子。儒学源于商周，形成和发展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这一段时间，中华文化和西方文明是齐头并进的，甚至超越西方文明，而且这段时间的儒学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基于人最基本的需求和个性去发展，这部分一般叫先秦儒学。 然而，秦朝后中华统一，形成帝制，延续两千多年。这段时间汉朝虽然独尊儒术，但那是董仲舒结合了佛和道改良的儒学，本质上为统治阶级服务。后来宋理学，朱熹他们立志复兴儒学，却也逃不了服务帝制的框架。到了明朝，王阳明推崇的心学，是比较纯粹地发展古儒，但却是独立于王朝本身，影响并不深远（倒是在日本和东南亚影响很大）。晚清的后面的新文化运动一刀切地否定儒学，却又没有彻底完成西方思想的吸收，接着是后来这几十年间的风风雨雨，儒学已经摧残地风雨飘摇。即使最近要复兴儒学，却也逃脱不了类似董仲舒和朱熹所处的时代背景。 如果小朋友能够吸收西方文艺复兴的大哲们的思想，又能够获得中华文明精髓，对他们绝对是有巨大帮助，想想那些有文化艺术成就的华人，基本都能够融贯中西。

小咕噜熊去美术馆 今天是星期六，天气特别好，小咕噜熊问爸爸：今天我们要去哪里溜达呢？爸爸回答：我们今天去美术馆。小咕噜熊问：那美术馆远吗？堵车吗？爸爸说：比较远，但是今天不堵车。 爸爸开着车带小咕噜熊和妈妈来到了798艺术中心，进入大门，妈妈说：这里就是798了。小咕噜熊在安全座椅上回应：欢迎来到798。他们把车好，然后就进入了美术馆。今天的展览是一个天才的诞生，毕加索先生。 小咕噜熊跟着爸爸妈妈从头看到尾，妈妈跟她说：毕加索先生的画很棒，他非常有想象力。小咕噜熊年龄还比较小，看不太懂，不过她喜欢毕加索先生的铅笔画，她还喜欢那副看几何形状的城堡。 时间过得真快，一下子到了午饭时间，他们准备出美术馆的时候，在艺术商店，爸爸抱起小咕噜熊，指着左边问：那边是什么？小咕噜熊非常兴奋：那是一只大大的dinosaur！ 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的！ 那左边呢？ 一只红色的dinosar！ 那前面呢？ 一只黄色的dinosaur！爸爸我要和它们照相。 于是爸爸给小咕噜熊照了好多照片，小咕噜熊非常地开心！小咕噜熊对爸爸妈妈说：我非常喜欢来美术馆，下次我还要来一次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