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个体的个人，需要爱国吗？我的答案是：当然要爱国，但是必须警惕狭隘的爱国主义，特别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爱国，这往往会导致巨大灾难。二十世纪的世界灾难均源于狭隘的爱国主义，比如纳粹德国、军国主义日本和斯大林… 国家很早之前就已经存在，古希腊的古典政治观念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这个共同体中实现价值，西塞罗和康德等人认为共和国是人们依照法律结成的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合体。 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无论从思想解放、经济条件和政治氛围，二战之后的人类基本算是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是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是一种“统治者的统治要以被统治者同意为前提”的社会契约的产物，根据契约公民们为了公共利益而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渡给了由“公共选择”产生的公益管理者——政府，并承担在这些权利的范围内受政府约束-强制的义务，而其余的一部分权利仍为公民个人所保留，政府不能干预。
我北漂以来都是几乎都挺顺，跟北京的公共部门打交道也基本顺畅，从个人情感上，我一直心怀感激。但是理性地想一想，作为一名纳税的公民，公共部门做得好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没必要感恩戴德，倒是做得不好的时候要应该去提出想法、甚至去敲打。如果都去歌功颂德，那么就是侮辱和伤害那些跟我同样北漂却苦苦挣扎、或者黯然(甚至被清理)离开的人。
“基督徒为了信仰，连舍身喂虎都不怕，试问一下，自由派有这样的决心和牺牲精神吗？” –张军老师
读完《伯林传》，我认为伯林绝对不可能是一位自由保守主义者，就如哈耶克也不是自由保守主义者。如果因为伯林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没有给出明确的界限，国内学院派、犬儒派的保守主义者就随便拿他的思想来加固自己的乌龟壳，那么这是对伯林的亵渎！
政治哲学关联的学科很多，上承哲学，下接实践，牵扯到大量复杂多变的实际情景，几乎不可能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学说来指导我们的日常政治活动和行为准则，非要对每一种情况都进行大量的政治讨论，那么最终可能会沦为学院派无休止的辩论。我是一名数学爱好者，本科是数学专业，也一直从事数学相关工作，对我来说，政治哲学里的各种学说和数学有一些相似之处(只是没有数学那么清晰简约)，这些学说都基于特点的公理或者公设（请注意，在数学上这些公理和公设并非唯一，也不是说哪个就是真理，比如几何学里的平行公设，存在三种不同的公设，能推出三种不同的几何学。） 那么如何选择所谓的公设和公理，我认为基于现实考虑，我会把自由主义，特别是面向个人主义(或者说人本主义)的自由主义作为公理，其他各种结论，都要以这个公理作为标尺去衡量，实际中可能会有各种情况达不到自由主义的要求，但是一定要尽量朝着这个目标和方向去努力。
中国商人的传统作风不是做个更巧的捕鼠机来诱捕老鼠，而是绞尽脑汁要取得官方的独占补老鼠的许可。
我上初中住校之前养过三只小狗，中华田园犬，那时候是从小孩的视角觉得小狗可爱，哪怕当时不知道用这个词。每只都是养不到一年就误食村民放的老鼠药死了。后来我弟弟养小猫，猫不会乱吃东西，偶尔会吃自己抓住的老鼠(很少有毒)，这些猫都顺利长大，其中一只是捕鼠高手，养了好几年，体重超10斤。
“中国中产的整体心态：有笼统的自由主义倾向，有对一个更公正社会的渴望，但过度相信中国的国运以及国家能力，于是当铁拳砸下之时，前者在后者面前终究不值一提。”很多人都觉得自己能够避开铁拳，部分人甚至认为大唱赞歌可以保全自己，岂不知自己就是自己的掘墓人，毕竟“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大约是六年前，机缘巧合和“近水楼台”的原因，我开始旁听周濂老师的《西方哲学史》和《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这两门课。周老师的课堂唤醒了我青少年时期对哲学的兴趣，并激发我去不断阅读和思考，我其实喜欢数学，因为早期的数学家往往都是哲学家，那时候读了不少相关读物。听课的这段时期，我的思想完成了一次(可能是最后一次，因为人老了)大的重构。 由于我连续两年重复去听同样的课，老师似乎看出我不是他的学生，但是我们都没有主动去打招呼，课堂上偶尔的眼神交流，我觉得我们都“知道”彼此的一些想法。周老师说自己是“偷偷的乐观主义者”，我觉得自己也是如此，我一直相信：一个拥有三千多年文明的古老民族，一定拥有足够的智慧和胸怀去吸纳多元的价值和理念、最终构建一个合理的现代社会，虽然发展的轨迹是螺旋式向上。当然我没有周老师的勇气、才华和耐心，所以我最终依然只是一个旁观者。 周老师说自己的每一次写作都是“身份确认”，他在文中引了自己在公共号看到的一段话：“其实很多时候人不是为了‘希望’而活，而是为了‘身份确认’。泰坦尼克号即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音乐家为何还要演奏？是为了希望吗？明明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之所以还要演奏，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自己是音乐家、演奏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要完成自己的‘身份确认’，完成自己要做的事情而已。”